普京在2月24日的发言明确宣布，通过军事行动来清理乌克兰的“纳粹政治”。众所周知，正是由于美国在2014年对乌克兰内政的粗暴干涉，才导致示威抗议演化为乌克兰政权的“更迭”。普京关于乌克兰政治的发言意味着，要反对西方赋予乌克兰的国家发展道路。引用普京的助理弗拉季斯拉夫·苏尔科夫在2019年发表重要文章《普京的长久帝国》中的话来说，“普京主义”政治模式将是俄罗斯民族未来100年生存和发展的有效手段。苏尔科夫认为，“普京模式”将不仅适用于俄罗斯，也有“出口”潜质。由此看来，在清理乌克兰的“纳粹政治”之后，普京大概率地会在乌克兰复制俄罗斯的“普京模式”，用“普京模式”取代“西方模式”。

　　再次，俄乌战争是俄罗斯与西方外交关系的危机。从18世纪彼得一世的改革开始，俄罗斯在文化领域开始欧洲化，在经历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改革之后，沙皇俄国一度成为欧洲强国。但在一战以后，俄罗斯再次被边缘化。苏联时期，虽然在经济、军事、科技和外交取得巨大成就，但是与西方世界长期对立的状态，从沙皇俄国的边缘位置走到了对立面，成为西方世界的“东方”。冷战结束后，很多俄罗斯人一度认为，在消除了与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市场模式的差异后，自己能够回到西方世界里。但俄罗斯重新“拥抱西方世界”的实践并不理想，西方热情地接纳了中东欧国家加入，甚至还把某些“后苏联国家”视为潜在的对象。在西方眼里，俄罗斯始终是“他者”，欧洲国家将俄罗斯加入欧盟的想法比喻成“大象进澡盆”。

　　普京执政后十分重视发展与美国的关系，曾希望彻底拆除双方关系上的“芥蒂”。“9·11”事件后，普京第一时间给小布什打电话，明确表示全力支持美国反恐，出人意料地向美国开放通往阿富汗的空中运输走廊，并主动与美国分享反恐情报。奥巴马执政时期，在经历了俄格战争之后，美俄领导人仍然努力“重启”关系；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，面对美国的多轮制裁，普京仍然没有放弃改善关系的机会。在对欧关系上，俄罗斯同样费尽心机。叶利钦时代，俄罗斯很快同意从东欧撤出军队，支持中东欧加入欧盟的选择。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的俄格战争之前，俄罗斯与欧洲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外交关系和较为密切的经济合作。在德国总理施罗德执政期间，俄罗斯与德国、法国等一道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。在默克尔执政时期，尽管有着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制裁影响，俄罗斯仍然继续扩大了对欧洲的能源输出，建成了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。

　　纵观冷战结束的30年，俄罗斯大部分时间将改善与西方关系作为外交的重心之一，莫斯科始终对西方保持着巨大的战略耐心，西方虽一度接纳俄罗斯加入“七国集团”。但是，西方始终未能真正接纳俄罗斯，始终将俄罗斯视为最主要的安全威胁，且不断地蚕食和围堵俄罗斯的战略空间。西方不仅将吸纳前华约成员国纳入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，而且还准备将“后苏联地区”也吸收入西方。西方完全无视莫斯科对融入西方的渴望，将俄罗斯对西方世界的战略耐心消耗殆尽。拜登政府执政以来，美国重整西方对俄的“统一战线”，重建对俄外交和军事联合战线。